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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藏書文化 （下）

■ 崔若林

九江藏書名家輩出

私人藏書與私學興起有關。私學的興盛使圖書開始由官方傳入民間。自唐開始九江私人藏書興盛，如唐代的鄭元素，北宋的李公擇，明萬歷時期的王演疇，清代的萬承風、盧以恕、王世璋、李盛鐸、汪辟疆等，藏書甚富，成為九江循聲隆盛的藏書名家。

鄭元素，是唐末五代軍閥溫韜的外甥。桑喬《廬山紀事》載：“朱梁時，韜盜發(fā)昭陵，石函鐵匣所得前代圖書及二王真跡甚富。后韜殛死，元素盡得其圖書真跡，避禍南徙，隱居廬山青牛谷，四十余年，所積書千余卷。”溫韜是五代時最大的盜墓狂人，他在長安任京兆尹七年，關中地區(qū)所有唐朝皇陵，除乾陵外，均被其盜掘。其中絕大部分圖書被鄭元素所得，攜之南歸。

李公擇，名常，字公擇，北宋建昌（今永修縣）人，生于宋天圣五年（1027年）。少時警悟好學，文思敏捷。由于貧寒家庭迫使他在勞動謀生之余，寄宿在廬山五老峰下白石庵僧舍3年，夜以繼日，抄錄各種圖書近萬卷。進士及第后，他將9000余冊藏書留下，“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僧舍儼然成了一個初具規(guī)模的藏書所?！岸街腥怂贾?，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蘇東坡撰《李氏山房藏書記》曰：“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睋队佬蘅h志》載：李氏山房后由廬山遷址永修艾城西北儒學旁，清代被毀。詩人晦庵有《李氏山房詩》云：“李氏因妙年，讀書比云房。一去上臺閣，致身何慨慷。蘇公記藏書，文字有耿光?！?/span>

曹彥約，南宋淳熙八年的進士，為白鹿洞書院的第一批學生，都昌“朱門四友”之首，文韜武略，尤鐘情于書法，后授為兵部尚書。著有《昌穀集》《經幄管見》。曹彥約建好星鳳樓后，樓上藏書展畫，樓下茗茶待友。在星鳳樓上，他開啟了《星鳳樓法帖》的匯刻，歷經子孫三代，方得大成。

萬承風，字卜東，一字和圃，清義寧安鄉(xiāng)長茅人，生于乾隆壬申年（1752年）。一生著有《賡飏集》《思不辱齋文集》等若干卷，?？渡焦鹊豆P》《黃律卮言》《考卷文醇》《義寧州文峰塔記》等籍。萬氏藏書頗豐，現省圖書館藏有其所藏圖書、字畫、碑帖等，計有歷年皇上所賜書籍15種，墨刻7種，手書奏折冊頁圖卷16種，歷年購藏書籍197種，其中除十種未注明冊數外，其余187種計4978冊，法帖23種212冊，諸名人書畫55種，時賢書畫45種，按其目所載，多為珍善本。

盧以恕，字子道，清義寧州人，生于道光乙巳年（1845年）。一生嗜書，收藏頗豐。1958年，其后人向修水縣圖書館捐贈時，尚達799種、數千冊，且大都保存完好，其中尤以古籍居多。盧以恕著作有《科學說略》《雜綴》《寓齋文稿》等。

王世章，名芝，字九瑛，清道光初年生，瑞昌縣王仙鄉(xiāng)人，一生篤學好古，終生積書近3萬卷，其中精本千余。于道光末年辦王仙書院，占地1500平方米，房屋三棟。王氏書院藏書以經史類為主，同時兼有當地文人的抄寫本詩文集等。王世章逝后，書院房屋被賣給當地十一鋪共管，藏書轉歸本村舉人王海珊世代收藏，直至日軍進駐當地被焚，書院房屋亦被日軍燒毀。

李盛鐸（1858年～1935年），名椒微，號木齋，九江德化縣（今濂溪區(qū))人。出身于書香門第。其曾祖父李恕，道光年間貢生，喜藏書，筑有木犀軒藏書堂，藏書10萬有余。祖父李文湜官至奎文閣典籍，執(zhí)掌宮廷書籍典藏之事。父親李明墀官至福建、湖南巡撫，“生平好聚書……所藏多至數十萬卷”。李盛鐸繼承祖?zhèn)鞑貢绎L，從小樂于搜集名家著述，數十年如一日。畢生藏書1萬多種，僅宋元本就有300種，還有日本、朝鮮古刊本，有的為孤本。李氏藏書形成自己獨有的風格：經、史、子、集四部俱備。數量之多、質量之高、內容之廣都是許多藏書家所不能及的，在我國圖書史和刻版史上有著特殊的地位，學術價值極高。李盛鐸對所藏善本，逐一批訂，或考著者之生平，或品評著作之旨趣，或敘述得書之經過和收藏源流及版本價值，并自編《木犀軒收藏舊本書目》《木犀軒宋本書目》《木犀軒元版書目》，著有大量的藏書題記，并編有《藏書人表》，著錄250位藏書家的姓名、籍貫、簡歷、著述和齋號，為研究藏書史提供了有益的線索。李盛鐸逝世后，其子李滂將“木犀軒”藏書9087種，58385冊全部售給北京大學圖書館。

汪辟疆（1886年～1966年），名國垣，字以行，又字笠云，晚號方湖，彭澤縣黃花坂人。他早在讀書時代已喜購書，大學任教以后用生活節(jié)余來購書，故藏書越來越多，成為一位藏書家。1949年以后，其在南京峨眉嶺筑屋以作居住和藏書之用，“所藏多善本，常讀的必別儲副本，丹黃燦然，注釋累累。他坐擁書城，日夕披覽，雖祈寒盛暑不輟?！彼匾晠矔J為“學者欲讀古籍，必購叢書”，認為“叢書之變遷，亦即學術之變遷”。汪辟疆撰存《讀書舉要》《叢書書目索引》等，其中以《目錄學研究》最為著稱。逝世時，其家人將所藏書分贈南京圖書館與南京大學圖書館。

此外，明萬歷年間，彭澤縣王演疇系進士出身，曾任知府，藏書千帖及石刻各大家碑帖。

清歐陽惠叔，號揮俗，集兩代藏書，第一代歐陽霖，進士，出任過海州道臺；其弟歐陽云，翰林。第二代，歐陽熙、清末翰林；歐陽述，號立齋，清駐日大使館參贊，藏書萬卷，有全套《四庫全書》。

民國時，高印夫在廣州編寫過《黨錮史》，他集祖父、父親及本人三代藏書，經、史、子集滿室?？谷諔?zhàn)爭時，駐彭澤的日軍山澤部隊長，率部將其私人藏書洗劫一空。

藏書房的大雅小器

寥寥幾字的藏書室名，可是文化的濃縮。歷史上九江藏書者為自己的藏書之處起名號，取精用宏，自出機杼。或非精通子史、博雅諧謔之士而不能為；或因其寓意俊逸雋永而勢如霞蔚飆起，令人遐想萬端；或儒道相濟，取今復古，激發(fā)后來者，“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毋庸置疑，這是一種有趣的人文現象。藏書室名號，作為一種文化傳統，為九江的藏書者所普遍傳承。

各地書院、學堂藏書之處，一般多名為藏書室、藏書閣、藏書堂、書樓等。佛教寺院則稱之為藏經殿、藏經樓等。道教簡寂觀，觀內有道經閣，藏有《遠家經》《符圖1200符》，四壁有石刻目錄。

個人藏書室名號相當豐富，如宋代李常的“公擇山房”，江萬里的“朝陽閣”“古心樓”，黃庭堅的“喧寂齋”“永思堂”“禪月樓”，朱熹的“紫陽書堂”“寒泉精舍”，周敦頤的“濂溪書堂”，明代文德翼的“求是堂”，清代萬承風的“古瓦山房”，盧以恕的“沙楸山房”，王世章的“抱空齋”等。近代李盛鐸書室齋號甚多，如：凡將閣，系其著書之處；建初堂，為收藏先代遺書之處；甘露簃，收藏御纂、欽定圖籍之處；廬山李氏山房，收藏鄉(xiāng)賢遺著之處；麟嘉館，為其在京師藏書之處；古欣閣，即收藏金石之處；儷青閣，收藏師友翰墨之處；兩晉六朝隋唐五代妙墨之軒，藏寫經及名人墨跡之處；蜚英館，藏鉛石影印圖籍之處；延昌書庫，藏海外金石、圖籍之處；木犀軒、李氏藏書處的總稱。

九江歷史上藏書的陳設隨著社會發(fā)展變化很大。唐以前帛書和紙書的形式是卷子，以軸為中心，如當今的軸畫，橫用，由左向右卷成一束，這就是卷軸書籍，一般平放在幾上或插在幾上的筒內。卷軸多了則用“插架”放置，插架就是以往書架的一種。唐以后雕版印刷逐漸發(fā)展，到了宋代冊頁書籍開始盛行，并代替了卷軸。隨著冊頁的發(fā)展，書籍裝訂也由經折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和線裝，日趨臻善，藏書的陳設庋藏也就更為講究，而書架也隨著形式發(fā)展的需要逐漸提高。有的因書制架，有的因屋制架，有的憑愛好制架。且多用紫檀、紅木等高級木料制架，精雕細刻，樟木為匣，珠玉為飾，造價昂貴，所費不貲。廬山海會寺有3層藏經閣，寺僧以白果樹盒貯之釋普超歷時15年刺掌瀝血書寫的《華嚴經》81卷，血經上有康有為等跋語。瑞昌市圖書館采用“萬年紅”防蟲紙保護古籍，制作樟木書箱收藏古籍。

藏書印章也是頗有深意的。藏書人總是先刻一方石印，選上好朱砂印泥，每得圖書一冊，打開封面，往第一面上大印一蓋，氣魄頗是千秋萬世。明清之際，九江的藏書活動和篆刻藝術都較前有很大發(fā)展，使用藏書印章的風氣逐漸普及開來。九江眾多藏書家都有這個愛好，就是在自己收藏的書籍上蓋上印章。使用藏書印章可以專用一方籍貫姓名印，也有用字號齋館、訓辭雜語等多枚，形式不一，內容繁雜。有些印章的內容，超出了作為標記的范圍，而成為抒發(fā)情懷、表達意愿的一種形式。

好書得來不易，保藏更加困難，所以在“某某珍藏”小印之外，加蓋“子子孫孫寶”之類內容，表達了藏書人的藏書境況和愛書態(tài)度。清代汪辟疆，晚年號方湖，著有《方湖讀書記》《方湖談薈》《方湖詩文錄》等，他愛書，其藏印章為“方湖藏書”。民國藏書家黃適庵藏書印章為“適庵藏書”。在我國近代藏家中最負盛名的李盛鐸，藏書印章有“李氏盛鐸”4枚，分別為白文方印、篆書白文小方印，隸書白文小方印、隸書白文中方印；還有“木齋”朱文小方印、“李木齋跋”“李木齋?！薄暗禄矊㈤w珍藏”朱文方印、“木齋審定”朱文方印、“李印傳?！卑孜男∮?、“麟嘉館印”朱文方印、“木犀軒”“廬山李氏山房”“李氏玉陔”“李氏家藏文苑”“木齋審定善本”等印章。這些藏書印章，對后人研究版本流傳和篆刻藝術，彌足珍貴。

藏書的捐贈與利用

各地圖書館的創(chuàng)辦，為充實藏書，十分重視圖書的積聚工作，并通過接收社會賢達和專家學者的捐贈，使館藏書籍數量門類迅速豐富起來。

20世紀40年代，藏書大家黃適庵之子黃振玉，將父親收藏的古籍5000余冊捐贈當時的九江市圖書館，圖書館為表謝意，除在所捐書上蓋有“適庵藏書”印章外，特開設“適庵參考室”以資紀念；繼而南昌市市長朱有騫也將其300余冊外文（原版）工程技術書籍贈送該館。1949年后，向市圖書館捐贈圖書的有：美籍華人萬心蕙教授捐送200余冊英文圖書，九江職業(yè)高中（現九江職大）教師羅農捐獻的祖?zhèn)鞴偶ㄡt(yī)書）28種84冊；全國政協委員石景宜捐贈港臺版圖書1.1萬冊，九江籍作家杜宣捐贈新版8卷本《杜宣文集》，市直單位干部張德林捐贈藏書9000余冊。

廬山圖書館在民國時期，多有名人捐贈圖書，陳布雷捐贈古籍遺書百余箱，蔡元培將北京故宮博物院贈其個人的選印《宛委別藏》及其他古籍一并相贈，吳宗慈將編修《廬山志》時獲得的大量古籍捐獻于館，熊式輝、沈長賡、羅振玉、武酉山、譚炳訓等都有古籍相贈。香港實業(yè)家石景宜捐贈圖書5482冊。全國政協原副主席馬萬祺捐贈簽名本圖書。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李鐵映捐贈自己著作13套。此外，程千凡、蔣彝親屬、周鑾書、田漢之子田大畏、王一民、李國強、汪國權等著名學者捐贈本人的著作。艾爾莎·奧爾古德·珀特女士捐獻原“牯嶺美國學?！辈氐挠⑽陌鎴D書；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捐贈圖書16冊。

1928年，李烈鈞將軍回武寧原籍探親時，倡導興辦圖書館，于次年將馮玉祥贈送他的《四部備要》和自存的《二十四史》捐贈予武寧圖書館。1947年，同文中學校長熊祥熙到美國募捐并購置一批圖書設備及圖書回校。同年，美國傳教士孫美壁來儒勵中學任教，為解決抗戰(zhàn)期間儒勵存放在廬山牯嶺圖書館圖書取回一事斡旋，并通過宋美齡女士致信廬山牯嶺圖書館，取回《萬有文庫》《四部備要》兩大部；因部分存書有遺失，故在還書時為配齊整套圖書，廬山牯嶺圖書館把省長熊式輝寄贈該館的《萬有文庫》的一部分和張治中贈送的《四部備要》的一部分，蓋上專用章“牯嶺圖書館永借于儒勵女子中學校用”，歸還給儒勵女中。該校在《本校圖書閱報室概況與愿望》中寫道：“圖書及文化之寶藏，教學之工具，圖書室即此寶藏之府庫，中學、大學之學生已具有相當之自修閱讀能力，故除于課堂或實驗室學習規(guī)定課程外，用其余力，讀其所好，教師為參考專題，或為增進學力，圖書室之設備，于教于學，俱為必須”“如有任何新舊圖書惠贈者，本室當雀躍拜讀，感激不已”。 1957年，著名藏書家盧以恕之孫將線裝古籍5000余冊799種，全部捐獻給修水縣圖書館。1982年，星子縣橫塘公社和鄉(xiāng)村一村民，將宋版《邵堯夫先生詩全集》（屬國家一級文物）捐獻給星子縣圖書館。1988年，美籍華人、著名學者萬心蕙資助九江師專成立“江西美國史研究中心”，捐獻外文書籍3000余冊，且親自選購、包裝、郵寄。

1949年前，市圖書館設有專室，陳列各種參考書籍、剪貼報紙，協助讀者查找資料，實行“專家名人登記”，其中包括各科專家、軍政首腦、參議員、參政員等，此項工作對上層影響極大，孔祥熙夫婦、教育部部長朱家驊、蔣經國等人都曾到過圖書館。新中國成立后，根據藏書載體復雜多樣性，采取資料盒的形式，將資料裝入盒，標上書名標簽，分類上架，便于查找；對于地方著名學者人士，建立個人及著作專盒，收藏傳記及著作。編輯《館藏方志簡表》《地方文獻目錄》等檢索目錄。在文獻部設立地方文獻專架，將重要藏書集中排架，供讀者查閱。在館藏建設中采取實用性與系統性、發(fā)展與剔除、分工與協調的措施，形成具有一定規(guī)模和特色的館藏體系。如今，廬山圖書館設有檢索室、資料室等，參考咨詢工作用書在全館不受限制，每年接待全國各地專家、學者、高等院校、研究機關、各級領導部門等重要咨詢300余人次。1959年中共中央第一次“廬山會議”期間，毛澤東主席在指派秘書借閱館藏宋、元、明、清乃至民國所編十幾種版本廬山志書中，挑選民國二十二年吳宗慈編纂的《廬山志》12卷閱讀。當毛澤東讀到朱熹在南康軍上任的第一天，就“下轎伊始問志書”的典故后，興趣盎然地對工作人員說，我們要以史為鑒，才能把事情辦好。此后，讀到《廬山續(xù)志稿》，他贊賞地說：“這部續(xù)志很好，把蔣介石的廬山談話都記錄下來了，對現代歷史研究有參考價值?！睆]山圖書館現保存有毛主席在廬山會議期間的借書單，包括《廬山志》《昭明文選》《魯迅全集》《安徒生童話》等。

到廬山圖書館閱讀咨詢歷史文獻資料的專家學者主要有，圖書館學家朱天俊、彭斐章、吳慰慈、張琪玉、劉湘生等，作家葉永烈，歷史學家章開沅，專家學者鄒荻帆、何滿子、綠原等。中國工程院院士黃祖洽到館古籍書庫了解核物理書籍收藏情況。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寫下“我有寶典，舉山生輝”的題詞。上海圖書館館長吳建中寫下“我為廬山圖書館的讀者，是我一生中的榮幸”。20世紀90年代，美國芝罘學校校友會一行10余人到廬山圖書館參觀，一位美國友人找到自己50多年前在廬山閱讀過的英文版圖書《金銀島》，興奮不已。出生于廬山的英國人查德門女士，在廬山圖書館眾多的外文圖書中，找到了自己童年時在廬山閱讀過的圖書課本，并意外地發(fā)現她母親曾簽名讀過的圖書。

在九江文化發(fā)展的歷史長河中，積累的門類齊全、蔚為大觀的九江藏書，是一筆寶貴的財富，其有助于揭示九江古往今來著述的產生、收藏歷程、自身特點和發(fā)展基本脈絡，有利于研究、開發(fā)和弘揚九江優(yōu)秀藏書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