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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讀九江丨潯陽江邊的電影歷史與記憶（上）

2025-11-23 07:31 閱讀 32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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潯陽江邊的電影歷史與記憶（上）

■ 沈魯

電影入贛第一城

2024年7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由我和我的學生共同撰寫的《江西電影史》。這本《江西電影史》是第一部關于江西電影歷史發(fā)展的通史。既然是通史就是時間跨度大，時間起點明確。而這個時間起點就是有明確文獻記載的1898年的九江。電影傳入江西，最早始于清朝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1898年，江西九江贛北教區(qū)的化善堂放映了一場美國的電光影戲，第一次讓江西人看上了電影。根據(jù)當時的《湘報》報道：“1898年，江西九江城內(nèi)放映‘美國電光影戲’，在化善堂開演，每人戲資百文，先行買票，至晚憑票入內(nèi)觀劇。其所演各戲，系用電光照出，無不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标P于這次最早的電影放映活動，一本名為《近代社會風俗變化漫話》的書中也有記載：“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江西九江城內(nèi)放映‘美國電光影戲’，配以留聲機。所唱各戲，皆音韻調(diào)和，娓娓可聽。觀者皆謂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莫不鼓掌稱奇?！?/span>

九江化善堂位于原市內(nèi)有名的洋街，也就是后來的大中路上?！白湓诮窨拷拇a頭西約100米的地方，是一座基督教美以美會（后稱衛(wèi)理會）的禮拜堂，它平日擔負著傳教、做禮拜的任務”。這里成為早期電影入贛的第一個有明確記載的放映地址?；铺米鳛榻鳉v史上第一場電影的放映處，如今已沒有任何痕跡。

作為近代外國教會在華中地區(qū)傳教的重鎮(zhèn)，九江還有一個特殊的地方也留下了早期的電影放映活動記錄。自1895年英國駐九江領事與九江道臺簽訂《牯嶺十二條》，同意出租廬山長沖一帶土地之后，上廬山建房屋避暑休養(yǎng)的外國人越來越多。建房的業(yè)主們?yōu)楣芾磉@個牯嶺避暑勝地，提議通過選舉產(chǎn)生代表，組建了“市政議會”作為常設的管理機構?！笆姓h會”于1899年正式成立，具體辦公地點“市政議廳”位于今日廬山的牯嶺鎮(zhèn)中二路8號。該會議廳“俗呼影戲院，實為市政議事廳兼演影戲之用，樓凡兩層，上層高三十尺，約容千余人”?！坝皯颉闭撸瞧鋾r中國人對早期電影的“通稱”。據(jù)此，可以推測1899年以來外國人聚居的廬山牯嶺鎮(zhèn)或許有著常態(tài)化的早期電影放映活動。

我在撰寫《江西電影史》的過程中，很少能獲得有關民國時期九江城內(nèi)電影放映活動的記載，關于民國時期九江的影院情況也少有記錄。20世紀80年代末，由九江市電影發(fā)行放映公司編纂的一本沒有公開出版發(fā)行的《九江電影志》有一些珍貴的記載：現(xiàn)湓浦路西側一座由舊貨棧改建的九江大戲院，曾在1933年開始放映電影，但開業(yè)時間不長。早期放映的影片有《火燒紅蓮寺》《荒江女俠》等。后來，夏季的九江，有人在孤溪埂湖濱廣場露天放電影。靠湖邊，有人用木板搭成階梯，擺設藤椅，售高檔票價。前排在地上釘木樁，鋪長條木板，售低價票。1934年以后，在九江可以看到由胡蝶、高占非、王獻齋等上海明星主演的《桃花江》；趙丹、白楊主演的《十字街頭》；袁牧之、陳波兒主演的《桃李劫》等電影。抗戰(zhàn)期間，在現(xiàn)環(huán)城路群藝館旁原連城戲院隔壁曾有一家電影院。在庾亮南路二菜場對面的城建局禮堂舊址，曾有一家由日本人開設的電影院。售票處掛過明星照片，放過《濟公活佛》等片，后來某夜被大風吹塌，變成一片瓦礫?？箲?zhàn)勝利后，九江有一家青年電影院開業(yè)。開業(yè)之初，觀眾上座率很高，放映的《千里送京娘》曾轟動一時。此后，由于國民黨傷兵不買票觀影，橫沖直撞，打人鬧事，經(jīng)常與維持秩序的士兵發(fā)生沖突，釀成流血事件，電影院最后被迫停業(yè)。1947年1月，這家電影院改名為唯一電影院。由于片源等問題，它最后也關閉了。1947年下半年，有人在化善堂附近開設了光明電影院，約三四個月后，又關閉了。作為“電影入贛第一城”的九江卻偏偏在早期江西電影放映史上沒留下什么可圈可點的歷史蹤跡。南昌最早的電影放映得益于九江城里的外國傳教士“南下”。

不過我倒是看到過一則關于暢想民國九江電影的趣聞。一位叫楊敏時的民國《時事新報》記者在1929年2月2日第13版上，發(fā)表了一篇題為《我所望于今后之電影界者（下）》的文章。在這篇文章里，作者既有感于20世紀20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的早期中國電影業(yè)已經(jīng)有了一些繁榮發(fā)展的態(tài)勢，但也不滿于困囿于資本投機浪潮中的早期中國電影所產(chǎn)生的若干亂象。于是，作者在文章里提出了一個大膽而富于想象力的建議：“將九江廬山附近的地方打造成中國的好萊塢。”并且作者給出了建議的理由：“所以我主張攝制影片的工場，應當移設到九江廬山附近的地方去，那邊風景秀麗、空氣純潔，遠在西湖泰山兩地之上，就是交通也很便利。把工場設在那里，不但可以收攝多式的山川景物，職員們亦可專心致志自己的技術，無萬惡社會之誘惑，演員們亦可借著純潔空氣的陶養(yǎng)，改善自己的性情，助長活潑的精神。以至今各影片公司職演員之多沉迷十里洋場中，浪漫奢靡，戕賊心性，誠天堂地獄之別。故曰：攝制影片工場遷地為良，而中國的好萊塢亦于焉成就了?！边@位楊敏時先生對于“九江廬山附近的地方”充滿了信心十足的想象，也代表了他對于即將走進20世紀30年代的早期中國電影的某種匡正與革新的愿景。

難忘的小城故事

20世紀80年代以來，九江與全國絕大多數(shù)城市一樣迅速進入了全民觀影的改革開放新時期。從那個時候起，潯陽城內(nèi)出名的影院一下子多了起來。比如紅旗電影院、朝陽電影院、天鵝電影院與甘棠公園的地下電影院。這幾家電影院有的是經(jīng)歷了20世紀五六十年代人民影院建設大潮的歷史產(chǎn)物，有的則是改革開放后的新建設。這些影院承載了九江人在那個迄今為止最廣泛、最熱鬧的大眾電影時代里，最鮮活的電影記憶與生活體驗?；蛟S還應該算上20世紀80年代某些機關大院與國營企業(yè)里的單位影院，我就有過在塔嶺南路行署大院大禮堂看電影的童年經(jīng)歷。在我的記憶中，大禮堂很大，大禮堂外面的報刊閱覽玻璃櫥窗里還時常有電影宣傳海報與故事簡介，如陳強與陳佩斯父子的《天生我材必有用》系列喜劇電影的海報。

很長一段時間里，我的電影記憶都是朦朧的。若干年之后，當我埋頭于電影書籍，開始系統(tǒng)學習電影知識的時候，這些朦朧的電影記憶居然一一復活了。比如當代主流中國電影史通常認為20世紀80年代時，國內(nèi)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一波娛樂片創(chuàng)作浪潮。此時，我想起了小學時候與同學玩伴們在八角石朝陽電影院觀看《東陵大盜》《黃河大俠》《天下第一劍》的時光。潯陽東路上的朝陽電影院是距離我家最近的電影院，無論父母單位的包場電影活動，還是雙峰小學或九江二中（現(xiàn)同文中學）的有組織觀影活動，一般都首選朝陽電影院。

我看到的第一部謝晉導演的電影應該就是朝陽電影院放映的《高山下的花環(huán)》，我看到的第一部中國臺灣出品的電影應該就是朝陽電影院作為內(nèi)參片放映的《白屋之戀》。多年以后當我再一次看到周星馳的電影成名作《一本漫畫闖天涯》時，突然記起這個電影我曾在中學時代看過，觀影地點也是在朝陽電影院。此外，我還有很多難忘的回憶。比如20世紀80年代《紅高粱》里那句“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20世紀90年代《媽媽再愛我一次》帶來的催淚，還有20世紀90年代第一波同步被引進國內(nèi)的好萊塢大片《亡命天涯》《真實的謊言》《阿甘正傳》《泰坦尼克號》等等。朝陽電影院和九江市內(nèi)其他電影院，在20世紀90年代末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線。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錄像廳，可以說是對影院電影的一種補充。因為計劃經(jīng)濟時代的大部分電影產(chǎn)品都未必適銷對路，于是人們開始尋找各自心目中更加對胃口的影片。而幾乎只放映好萊塢電影與中國香港電影的錄像廳，雖然放映條件有限，但憑借著足夠的娛樂精神，吸引大眾進場觀賞。無論是朝陽電影院，還是紅旗電影院或者甘棠公園影院，都受到了錄像廳的沖擊，紛紛加入放映錄像的行列。多年以后，當我有意識地去了解美國好萊塢電影與香港電影的時候，錄像廳時代的觀影經(jīng)歷讓抽象的電影書籍變得生動起來。我后來才知道，當初“上不了廳堂”，被家長“責怪”的錄像廳竟然是我最草根、最完整的電影課堂。施瓦辛格、斯皮爾伯格、科波拉，《終結者》《辛德勒的名單》《奪寶奇兵》《星球大戰(zhàn)》……李小龍、成龍、周星馳、周潤發(fā)，《精武門》《警察故事》《賭神》，無厘頭、邵氏、嘉禾、黃霑、蔡瀾……這些都在當年的錄像廳里與我相逢，直到重讀電影史論，發(fā)現(xiàn)這些記憶居然從未丟失。

20世紀90年代，煙水亭對面的工人文化宮以及人民影劇院、紅旗電影院是潯陽城錄像廳的大本營。無數(shù)的青年男女在這里留下了青春的成長記憶。對于那個時候的九江市來說，電影（包括錄像帶）應該是最具有公共性的藝術與文化媒介。那個時候其他的演藝市場在九江基本上未出現(xiàn)，只有電影能讓市民們走出家庭。于是，影院與錄像廳也就成了每一個追逐光影幻夢的普通人最快樂的天堂。

永遠的《廬山戀》

20世紀80年代，從九江走出了兩位在全國有重要影響的電影人：畢必成與王一民。編劇王一民在“80年代第一春”時，率先成為鄱陽湖風情畫卷的深情歌者。他的電影成名作《鄉(xiāng)情》在經(jīng)典化的革命歷史敘事基礎上導入了鄱陽湖畔的自然美景與鄉(xiāng)土民俗。影片以深沉唯美的筆觸揭示了那個特殊年代里一位普通農(nóng)民真摯的慈母之情。而影片中對革命年代與新時期的干群關系的重構重思，也令人觀后陷入深深的思索中。

畢必成創(chuàng)作的《廬山戀》，于1980年在全國公映，今年是這部電影誕生45周年。當年《廬山戀》率先唱響主旋律，不經(jīng)意間完成了一次開創(chuàng)新局的，中國電影之間絕妙的，令人無比愜意的眼神確認與心靈對話。在經(jīng)濟、社會、文化、生活都逐漸復蘇的歷史時期，廬山小伙子耿華和自美國而來的女生周筠偶然相逢、相識、相戀的故事在全國引起了巨大的轟動效應。這種轟動效應在今天是無法切身體會和理解的，對于年輕一代而言更像是未曾發(fā)生的事實。但就像是在那個特殊年代里，人們會在新華書店門前排起長長的隊伍購買中外文學書籍；人們會在報刊亭外爭相搶購《詩刊》和《大眾電影》雜志；人們會因為中國女排的賽場奪冠而發(fā)自內(nèi)心地呼喊出“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稄]山戀》當年的火爆是饑渴的精神荒漠對甘霖的渴望，是曾經(jīng)一度單調(diào)緊張的社會生活所導致的人們普遍枯燥乏味的精神世界對新文化的巨大渴求。

雖然《廬山戀》從制作單位角度講，是上海電影制片廠的產(chǎn)品，但是我總覺得很難不把《廬山戀》放進江西電影史。不單是因為編劇畢必成先生是九江人，更重要的是廬山在這部電影中第一次成了江西最重要的文化符號之一。這個符號，對于當年的中國太重要了，它象征著覺醒。觀眾從這部電影里產(chǎn)生了對普通人生活與情感的再度覺醒，是對改革開放時代的一種預言與寓言。這個符號，對于江西也很重要，它改變了江西與廬山只有紅色的一面，讓全國觀眾看到了更豐富的文化與生活色彩。

曾有媒體稱贊《廬山戀》為新中國電影貢獻了銀幕第一吻。這種說法也一度在坊間流傳甚廣。但這實屬誤會，社交媒體上也可以讀到一些糾錯的文字。新中國電影在1979年之前，銀幕上的男女親熱相偎以及親臉或者“媽媽的吻”，已經(jīng)是電影創(chuàng)作者的極限了。變化發(fā)生在1979年，而不是1980年的《廬山戀》。1979年，有一部電影名為《生活的顫音》。這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在改革開放初期，為人性與情感解凍破冰之作。正直的男小提琴家因到天安門追悼周總理遭到“四人幫”的追捕時，卻意外得到了一位女青年無私大膽的愛。歷經(jīng)種種考驗，他們終于緊緊擁抱在一起，以一幕真切可觀的親吻宣告了愛情在新時期中國電影銀幕上的真正歸來。盡管這一吻，遠勝過1980年《廬山戀》里女主人公周筠在男主人公耿華的臉頰上啄了一口。雖然只有短暫的一秒鐘，但構成了當代中國電影的一大步。

不知道為什么明明電影《生活的顫音》中的這一吻時間上比《廬山戀》早一點，真實度上比《廬山戀》強十分，可是當年的熱度就是不及《廬山戀》。當年《廬山戀》的導演黃祖模是準備為1980年的中國大陸銀幕貢獻一場真正的吻戲的。這個鏡頭原本是在耿華與周筠已經(jīng)確定了戀愛關系，周筠忐忑著耿華的父母是否會同意，兩個人在屋內(nèi)纏綿焦灼時出現(xiàn)。可是最終當年22歲的演員張瑜與21歲的郭凱敏在糾結了一個多小時后，怎么也無法完成拍攝。導演只好忍痛放棄，留下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春情蕩漾與欲吻又止。

《廬山戀》有兩首電影歌曲《啊，故鄉(xiāng)》與《飛向遠方的故鄉(xiāng)》，兩首歌曲都離不開故鄉(xiāng)兩個字。這里的故鄉(xiāng)既是海外游子周筠回到了父輩的故鄉(xiāng)，也是干部子弟耿華心目中未來一定要有高樓大廈的故鄉(xiāng)。故鄉(xiāng)，既是祖先生命留下的一個驛站，也是從歷史走向未來的人們之精神所系。離開故鄉(xiāng)是為了眷念故鄉(xiāng)，回到故鄉(xiāng)是為了建設故鄉(xiāng)?！稄]山戀》其實已經(jīng)超前告訴了我們，我們不僅要去愛一個抽象的、古老的國家，更應該去愛一個具體的、生動的，充滿歷史與現(xiàn)實對話的故鄉(xiāng)。故鄉(xiāng)，即家國一體的生命基因。同理，潯陽江邊就是我的故鄉(xiāng)，如果說電影是雕刻時光的藝術，那么潯陽江邊的小城早已完成了對我精神原鄉(xiāng)的全部雕刻?！稄]山戀》的價值不僅體現(xiàn)在藝術創(chuàng)作方面，更在于它完成了一次跨越時代的“從冬天到春天的覺醒”?！稄]山戀》對我來說，不只是一部電影，它更像是我的一個精神家園，留存著我心靈深處對于那個純真年代的全部想象。（未完待續(xù)）

沈魯，1978年出生于江西省九江市，文學博士，現(xiàn)任南昌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視聽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高校影視學會理事。江西省文藝學會影視專業(yè)委員會副主任，江西省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視聽藝委會副主任，江西高校國際傳播研究中心研究員。教育部精品視頻公開課程主講人，教育部一流課程主講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通訊鑒定專家。主要從事電影史論、品牌傳播、視聽傳播、國際傳播等領域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核心以上學術期刊發(fā)表論文40余篇，在其他各級各類期刊發(fā)表學術論文和影視評論文章100余篇。出版有《電影品牌構建與傳播：市場·藝術·受眾》《當代華語電影品牌構建與傳播1978-2008》《中國電影史話》《江西電影史》等。